“观音山事件”系列之违法造谣的东莞“电老虎”

全国各级法院在面临艰巨的审判任务的同时，还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做息访工作，甚至在判决中还不得已为此做出了让步。

与此相对，以前作为行政裁量的最为重要的情形而论述的，是行政行为中的裁量问题，说行政裁量的话，有时仅指行政行为的裁量。[日]原田尚彦著：「行政法要論」(全訂全订第七版[補訂版])、2011年、第128-129頁を参照。

这就意味着应当将程序的开发、计划以及对程序开发和计划的民主性参与问题纳入视野之中。这是为了实现相关根据法规范所追求的行政目的之内在要求 [22]208，277-278 [23]196-197 [16]37-38，107-108。将违法和不当进行二元性严格区别的架构是值得商榷的，裁量问题=不当问题只能作为法律问题=违法问题内部的问题来理解（裁量一元论）。其三，公行政需要弹力性（灵活性）。（五）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 与其他领域的裁量相比较，使得社会福祉等给付行政领域中的裁量凸现其特色的，一是该领域行政活动的专门技术性，二是该领域基层工作人员的状况判断在相关行政过程中的优位性。

只有在明显性这一要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法院的审查才会被承认合理性。而裁量基准设定说认为，对于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做出的判断和决定，法院能够予以推翻的，只限于法院以其法的判断能力能够认定其存在过失和错误的情形。[10]这直接导致在实践中许多信访请求受理的主体不明，信访请求在不同层级、不同机构之间来回转办的情况时有发生。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引起信访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存在，这些问题不会因信访制度的取消而消失。此外，为了避免行政信访对行政部门自身工作的过度干预，体现信访制度对于主体政制的补充性、辅助性特征，必须在《信访法》中明确，行政程序是优先于信访程序的。[25]这里所谓的补充是把未列入诉讼救济和复议救济的案件纳入到信访渠道。[26]在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厅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2010年）》中，信访制度被明确认为是中国公民维护个人人权机制之一。

因此，跳出之前取消信访论、强化信访论和整合信访论的纠缠与藩篱，寻找新的思考方式和思路，刻不容缓。[4]据统计，从1992年至2004年，全国信访总量连续12年呈攀升之势，年均增幅在10％

[6][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这样，宪法文本主义就将制宪史作了排除，而不用去考虑制宪过程中制宪会议记录和代表的辩论。因此，从解释中心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看，以文本中心代替作者中心和读者中心，一方面反映了解释学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解释学开始服膺于科学主义，并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展开分析的潮流。[21]同样，对于宪法文本提出各种修改建议也不是一个宪法学者的工作，或者不是宪法学者的主要工作。

[41] （四）反对文字主义和文本虚无主义 宪法文本主义在控制解释者的恣意和自由裁量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宪法文本主义者认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分析是一种实质主义的分析方法。[38]其次，宪法文本主义将道德因素排除在外，而罔顾宪法文本的价值妥当性。[35]宪法文本分析又称为文本主义（textualism）或严格解释（strict construction）。

盖因为宪法文本本身，只是宪法学诸多研究对象之一种。[45]参见 Ellen P. Aprill, The Law of The Word: Dictionary Shopping in the Supreme Court,30 Ariz. St. L. J.278（1998）. [46]据统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余年来，至少在600余件判例中参考并引用了词典。

[26]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43] 四、宪法文本主义的缺陷 以重视宪法文本的文本主义代替以前不重视宪法文本的文本虚无主义，有其合理性与积极的意义（如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形式法治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那种致力于研究宪法的阶级性的模式中走出来，而相对自觉地致力于探求宪法文本的本身），然而，由于过于强调宪法文本的地位与作用，宪法文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另外，同是与韩派学者有师承关系的陈雄博士亦将我国以宪法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群体称为文本解释学派。文本主义者指出，宪法的制定涉及到宪法草案的起草、提出议案、表决议案、公布宪法等一系列环节，而通过制宪史料并不能确定最后通过的宪法到底是谁的意图。然而，探究一个范围更广的关于宪法文本的公共理解其实就是舍易求难，是不可取的。批评者指出，词典一方面存在着选用的或然性，[47]另一方面也不能真正反映出词语在某一特定语境下的含义。它与水果不同，因为水果常作为餐后的甜点。[29]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国近年来重视对宪法文本研究的这种倾向，在理论上或许未必就可以断言为一种文本主义。[50]参见前引⑤郑贤君文。

[23]由于不怀疑宪法文本，因此，即使宪法是有缺陷的，在人民发动修宪或者重新制宪之前，宪法学家的工作也只能是在宪法文本的笼罩之下去弥缝补苴。最终，解释学就从传统意图论的泥沼中走了出来，实现了从语义学到解释学的巨大跨越。

参见 Note, Looking It Up: 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07 Harv. L. Rev.1437（1994）. [47]前引[44]。宪法上的规定，不论是否合乎时宜，也不论其是否妥当完善，在宪法文本主义者眼中，都变得不重要。

一味地接受既有的宪法文本的规定，而在宪法学研究中作茧自缚，非但不能推动国家的法治建设，同时也有违学者的学术良知。在整体上，有泛化的倾向。[37] （三）排斥其他因素 宪法文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把宪法文本之外的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历史的因素统统予以排除：首先，宪法文本主义将决定宪法规范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排除在外，不去考虑宪法文本的因果妥当性。在他们看来，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意味着解释者主观性和价值性的排除。

在宪法文本主义者看来，当某种东西被宪法文本固定下来的话，它就是需要我们去认识和阐释的对象。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严格解释[35]的色彩。

宪法文本主义者认为，宪法解释的中心在于文本，[27]宪法文本是解释宪法与宪法解释的逻辑起点，[28]并且宪法解释就是一种走向宪法文本的解释。[8]由于本文的文本相对比较固定，这样就可以有目的地限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赋予解释学的那种广阔性和普遍性。

虽然单从汉语的意思上看，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未必就是宪法文本主义，但从这些论者主张的实质内容上看，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这一口号在呼吁我们要重视宪法文本的同时，的确也存在着要与解释学上的文本主义进行暗通巧合的图谋。[30]因此，从文本开始是控制法官判决，保证法律安定性的基本规则。

[16] （三）明显含义标准 宪法文本一旦被固定，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宪法解释 近些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强调了对宪法文本的研究。众所周知，宪法的评判、建议并不等于不信仰宪法或者不服从宪法。大法官格雷（Justice Gray）最终拒绝承认词典所给出的关于西红柿是水果的释义，理由是在人们的一般语言中，西红柿应当是蔬菜，它种在菜地里，而且通常是在正餐中食用。

结语 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意识弥漫且物欲膨胀的转型时期，倡导宪法学的研究应以文本为中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原旨主义意图论的核心论点。

这样的立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怀疑： 第一，依宪法文本主义，宪法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宪法文本。[22]宪法文本主义者认为，宪法学的基本任务是从宪法文本的阐释中去发现规范，为宪法解释提供依据，而在大体上承认法律文本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学的宿命，这是法学的任务决定的。

[18] 宪法文本主义之所以要追求宪法文本的明显含义，是因为包括制宪者、立法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摘要】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宪法文本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